不畏贫苦的短篇说之王——趣读蒲松龄

不畏贫苦的短篇说之王——趣读蒲松龄

蒲松龄19岁时参加公务员海选，在县、府、道试中都获得第一名，成为秀才，小小年纪就在山东出了名。在那之后，蒲秀才屡战乡试屡不中，连候补公务员的队伍都没能进去。蒲松龄71岁时，朝廷实在不好意思，给了他个安慰奖，封他为贡生，每月工资四两。但这笔钱从来没进过蒲松龄的口袋，全被上面贪污了。他这一辈子基本都靠当老师养活一家子，偶尔给大官出主意挣点小钱。

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，一个私塾先生的年薪是8两。而三四口人一年的穿衣吃饭至少需要20两银子。再加上妯娌不合，闹分家的时候，恶嫂子把祖上留下的好田、好房都抢走了。蒲松龄分到的那几块田基本是废的，一年也产不了多少东西。恶嫂子给蒲松龄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心理阴影，导致他在书中写了二十多个悍妇。

可见，蒲松龄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之下。他不止一次拿自己的穷开涮，腊月二十三敬灶王爷没有好菜，写篇《金菊对芙蓉（甲寅辞灶作）》说：“灶神不会因为敬品太寒酸，就在玉皇大帝面前说我们一家人的坏话吧？”

身为山东大汉，没有不吃煎饼卷大葱的道理。但是，蒲松龄离不开煎饼不单单是受地域和收入的影响，而是因为爱得深沉。他为心爱的煎饼做赋，梳理煎饼的历史，详细记录山东中部地区做煎饼的方法，对煎饼赤裸裸地表白。

煎饼在他眼中“圆如望月，大如铜钲，薄似剡溪之纸，色似黄鹤之翎”。一个富二代被他笔下的煎饼诱惑，想用鱼翅鲍鱼换他手里的煎饼。他转身便走，只留下一句“不换不换……”蒲松龄是当之无愧的山东煎饼形象代言人。

39岁时，蒲先生装着一包自家摊的煎饼，从小镇出走，来到山东中部大户毕家做家庭教师。蒲先生在毕家干了三十年，不仅要教毕家8个孙子读四书五经、做八股，而且还要陪他们去济南考公务员。

在这期间，蒲松龄还成了毕老爷毕际有的代笔人。毕家那些应酬稿都出自蒲松龄之手。毕老爷特别欣赏蒲松龄，家中5万本藏书蒲松龄可以随便读，把家中最幽静、最适合读书的地方安排给蒲松龄住，赞助蒲松龄写书用的纸墨灯火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蒲松龄又为《聊斋志异》添了几篇新文章。

《聊斋》写完后，蒲松龄没有钱印刷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，出版社搭线，给作者出书；想出书得自己找上门去，出钱让书坊印。“清朝莫言”王士祯是蒲松龄的好基友，在他眼里蒲松龄就是百年一见的文学天才。他不忍看到好基友的作品被这样埋没，便为《聊斋》题诗。有了文学大V力推，一些书坊开始注意到这本书，找渠道联系蒲家，希望能商量出版的事情。若是那个时候有书封，上面肯定有“王士祯推荐”五个字。

如果盘点蒲松龄对后世的贡献，“鬼狐有性格，笑骂成文章”的《聊斋志异》排第一，《日用俗字》可以排第二。

蒲松龄根据当时最权威的字典《字汇》，将山东淄博老百姓的日常用字串起来，编成比顺口溜高级一些的押韵文字。给《日用俗字》取个现代名字差不多就是《山东淄博方言日常用语大全》。

要是那个时候的淄博人用上了微信，在和父母、七大姑八大姨、发小聊天的时候，想打方言，但又不知道该用哪个字。这个时候，就得掏出《日用俗字》了。

村民能说方言，但写不出方言；能写出的方言又都是在汉字里找读音相同的，同一个字你找这个，我找那个，看到字得猜一会才能知道写的是什么。蒲松龄看到这种现象，动了编《山东淄博方言日常用语大全》的想法，于是他根据权威的字典确定了方言词语的正确写法。

《日用俗字》收录的字数是同类型中最多的。因为讲究押韵，蒲松龄家乡的很多小孩都会摇头晃脑地背几段《日用俗字》。年龄小，读不了限制级的《聊斋》，但是可以读《日用俗字》，蒲松龄考虑得也算是很周全了。

人到中年，蒲松龄还没放弃考公务员。有两次居然都是因为灵感来得太快，写得太激动，写着写着不自觉地多翻了一页。这在清朝是公然违反考试书写规则，轻则取消考试资格，重则杀头。

这也透露着蒲松龄屡战屡败的原因。除了官场黑暗，不按八股套路出牌是蒲松龄当不成公务员的主要原因。从留下来的公务员模拟考卷子来看，蒲松龄不自觉地就把文章写出了小说感，而且每一篇都超过了规定字数。正式考试的时候一紧张、一激动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太有才华不是蒲松龄的错，但是控制不住自己，吐槽吐个不停就有点过分了。蒲松龄特别喜欢在文章结尾加一个“异史氏曰balabala”，也就是“对于这件事啊，我有点想法要说……”。

74岁时，家人请来江南画师给他画像。画像完成后，他非要在上面吐槽几句：“我根本不想穿着这官服被人画，但是家人和画师非要我穿上，我拧不过他们。看到画像的你们不要笑话我，我是被逼的。”

蒲松龄这个山东大汉实在是很有趣，贫穷限制不了他的想象力。教书、给大官代笔、写自己的书、编字典，什么事他都没耽误，就是错爱了公务员这个职业。其实，后世有哪个读者在意他的身份？